　　中新社北京9月22日电题：清代“回疆”城池中蕴含哪些中原筑城理念？

　　作者刘志佳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新疆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回疆”是清代对新疆天山以南地区的总称。清朝统一新疆之初，即在“回疆”陆续设立驻扎大臣，负责统领驻军、治理地方，并监管台站、卡伦、贸易等事宜。为满足其驻防与行政职能，除营房、仓廒、武库、街市等必要设施外，还需为各城驻扎大臣专门修建衙署和公廨。“回疆”各城驻扎大臣拥有专折奏事之权，相当于以省级行政长官管辖一城一地，由此形成了一种与关内行省迥异的城市行政等级体系。

　　作为清代治理“回疆”的军政枢纽，南路各城承担着军事驻防与行政管理的双重职能，有效保障了中央政令在地方的推行。

　　从建设时序来看，喀喇沙尔城修建最早；叶尔羌、英吉沙尔、和阗、乌什四城紧随其后，在各自旧城内建造了专门的驻扎大臣衙署及兵房等设施。后来，库车旧城内也修建了衙署与兵房。相比之下，喀什噶尔与阿克苏的情况稍异，最初虽由驻扎大臣率官兵驻扎于旧城，但仅暂居旧城一隅，未专门建设衙署。

　　随着清廷治理“回疆”行政中心的调整，喀什噶尔、乌什、阿克苏城的建设呈现出新特点，其中参赞大臣驻地的变迁尤为关键。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参赞大臣舒赫德、永贵先后赴喀什噶尔“总理诸务”，基本确立了喀什噶尔作为“回疆”行政中心的地位。次年，永贵主持在喀什噶尔旧城西北修建新城。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永贵率军民在乌什旧城原址拓筑新城。同时，清廷将阿克苏官兵移驻乌什，裁撤阿克苏办事大臣，改由参赞大臣兼管。

　　喀什噶尔与乌什新城竣工后，乾隆帝亲赐城名，赋予其深刻的政治意涵。喀什噶尔新城命名为“徕宁”，既喻招徕远民，又宣示西域重归王化的政治归属，同时寄托了对南路安定永宁的期望。乌什城命名“永宁”，彰显了清廷谋求长治久安的决心。此外，乾隆帝为喀什新城四门赐名“承恩”“抚羌”“彰化”“辟远”，城名与城门名共同凝结了中华传统政治文化中“尚和合”“求大同”的治理智慧。

　　道光七年至八年(公元1827至1828年)，钦差大臣那彦成等人决定在喀什噶尔、叶尔羌、英吉沙尔三处旧城附近择址另建新城，三座驻防城分别命名为“恢武”“嘉义”“辑远”；同时对和阗伊里齐镇城进行了修缮，阿克苏、乌什、喀喇沙尔三城也同期得到维修，道光帝分别赐名“威靖”“普安”“孚化”“协顺”。这些城名既折射出彼时清廷武备整饬与秩序重建的决心，又蕴含安定治理、推行德化的治理思想。

　　相较于旧城“不成方圆”“纵横无章”的格局，“回疆”各新城的形制与布局则充分体现了中原筑城理念的核心特点，即方正规整、轴线对称、功能分区明确、等级秩序分明。

　　以徕宁城为例，其平面形制呈方形，四周筑有城墙、四门及门楼、四角楼和垛墙，并在城东南角设置教场。这种核心建筑居中布置的模式，清晰体现了中原城市以权力中心为枢纽、等级秩序分明的特点。城内有一条明确的南北中轴线，即由南门进入，经两排铺面通向桥路，再穿过东、西辕门、鼓亭及大门、贰门，最终抵达核心功能区——衙署。这条中轴线不仅串联了城内主要建筑与空间，更强化了城市布局的秩序感。徕宁城功能分区明确且界限清晰，河流自东、西门附近穿城而过，将城南的铺面、官仓等区域与“内城”有效分隔。“内城”的西、北两侧则分布着满营、索伦营、绿营兵的住房，进一步彰显了行政核心区、商业仓储区与军事驻防区的严格划分。

　　可以说，徕宁城开启了清代中原筑城理念在“回疆”的系统推广，其后的乌什永宁城便是典型代表。该城不仅形制布局遵循中原模式，更在城内、外增设了庙宇等祭祀空间，并在城外开辟两排民铺作为各民族商贸聚集之地，强化了教化与商贸功能。阿克苏驻防城规模虽小，但形制方正，功能分区明确，其街市、庙宇分布于城外，与永宁城规制相似。此外，城墙四周还开挖了壕沟，并架设浮桥，壕内侧立有木栅，如同外郭。因此，从形制与功能来看，阿克苏驻防城体现了中原卫城的建城理念。

　　道光年间新建的恢武、辑远、嘉义三城，在形制布局上延续了中原筑城理念，同时在营建模式与选址上展现出新特点。在具体筑城技术上，恢武城采用夯筑城根并深挖地基，开挖护城壕以增强防御。此外，三城除必备的衙署、兵房、仓库、庙宇等设施外，均建有供商民使用的关厢铺面房，体现出城池功能规划的标准化。此模式后来被确立为边疆筑城的范本。

　　各城选址同样体现了中原军城的选址特征。早在修建徕宁城时，其选址便位于“临河垲爽之地”，北依吐曼河，地势开阔高阜，符合古代中国“营度爽垲之场而邑落之”的理念。道光年间新建的城池，则进一步融合了自然地理优势与人工防御工事。尤其是壁昌主持南路各城修建期间，因地制宜，总结出一套更为周密的建城方案。比如纳商民于城内、设栅封门、添置炮台炮孔，用于强化城防。

　　清廷在推进城池营建与行政建制的同时，于“回疆”八城系统修建万寿宫、关帝庙等礼制设施。这些设施不仅标志着中央政权对边疆的直接管辖，更通过祭祀活动成为跨越族群的公共文化空间。

　　以乾隆朝为例，叶尔羌、英吉沙尔等城的关帝庙、万寿宫多建于旧城之内，毗邻办事大臣衙署。旧城之外另设复合庙宇，如叶尔羌城外显佑寺供奉有关帝、火神、龙王、昊天上帝诸神祇。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以后，清廷在重建城池时同步修复并增建庙宇，如文昌阁、城隍庙、真武庙、魁星楼等。这种城内行政与庙宇祭祀联动、城外多元神祇共存的格局，以中华礼制为纽带深入“回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