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新网拉萨9月21日电题：走进高原的历史记忆看西藏考古六十年如何拼接多元一体拼图

　　“进藏的原因其实很简单，于当时而言就是一个选择而已，‘人往高处走’嘛。”近日，记者采访了从事西藏考古研究三十五年之久的四川大学资深教授李永宪，回忆起三十五年前参与西藏考古工作的缘起，李永宪教授语气平和却字字笃定。“当时拿到体检结果，医生说心肺功能都不适合上高原，但我还是想来，也就和同伴一起来了。”1990年，还是青年教师的李永宪、霍巍二人接到进藏参与文物普查的通知时，义无反顾地踏上了雪域高原。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西藏考古工作面临着专业人员不足、设备匮乏、野外条件艰苦的诸多短板。在国家文物局和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的领导与支持下，西藏启动了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西藏区)，当时承担“二普”任务的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那年从四川、湖南、陕西等地引入了10名专业人员参与西藏全区的文物考古工作。李永宪、霍巍代表四川大学参与了这项为期三年的考古调查工作。

　　初到西藏，他们面临着高海拔环境的严峻考验，工作条件简陋，许多地方交通不便。然而，这批来自各地的青年学者，从藏东澜沧江畔到西部阿里，从雅鲁藏布江谷地到羌塘高原，他们一次次行走于这片古老的高原大地，将西藏久远而厚重的历史文化碎片一点点带出地层与荒野，存入了曾隐藏在漫长岁月中的高原历史记录之中。

　　“那时候从拉萨到日喀则，坐车也要整整一天，从天亮到天黑。”李永宪回忆起当年工作的情景至今仍印象深刻。北京吉普车窗紧闭也挡不住一路飞扬的尘土；因为胶卷有限，调查时每一次按下快门前都要反复斟酌；野外食宿条件艰苦，几个罐头摆在地上就是一顿大餐；随车携带的机油浸进了米袋仍坚持吃了一个月……他们曾顶着满头灰尘、疲惫不堪地抵达某个城镇时，司机回头一看，说二人像极了“唐东杰布”——那位白发白须的藏戏和筑桥祖师。正是在这些苦中有乐的岁月里，他们亲身经历着西藏田野考古的收获，并一点点地积累和扩展开来。

　　今年是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60年来，中国一批又一批藏、汉考古工作者在西藏高原进行了数次科学、系统的文物考古调查与发掘，揭示了从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到早期金属时代、吐蕃时期等各个历史时期的多类古代遗存，再现了各时期高原人类活动的形式与特点，进而延长了西藏历史的轴线、增强了高原古史的信度、丰富了西藏古代史的内涵，活化了高原历史的场景。

　　“我们常说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共同体，但这个‘共同’二字从何而来？它靠什么证明？中国考古学若干发现和研究成果就是证据。”李永宪说道。“多元一体”既是中国国体的重要特征，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从“多元”到“共同一体”的历史结局。李永宪举例道，西藏卡若遗址发现的小米、黄米、彩陶器、地穴式居屋、细石器石质工具等考古遗物，表明中国北方史前农业文明的西部包括了青藏高原，而北方黄河流域旱作农业向青藏高原的延展——这是中国自然地理关联性生成的史前文化样貌。黄土高原的旱地作物扩散到青藏高原，不仅前推了西藏农业起源的时间，同时也证明了西藏高原与黄河流域文化之间的互动与传承关系，正是这些考古证据不断地塑造着中国人民的历史观和“共同体意识”。

　　西藏考古六十年来的进步与发展，绝不止于个体的坚持，21世纪以来西藏文博考古事业发生了系统性深刻变化，从文物保护工程取得的巨大成就到考古学学术研究成果的多学科化与社会化，已成为高原古史复原和国族历史叙事的重要目标。李永宪特别强调，“从时间纵轴上看，在中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中就青藏高原而言，藏民族文字的创立也仅有约1400年，所以在整个中华民族、中华文明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史前时期是中华文明诸多共有特质的积淀期，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基因形成期’。”

　　如今，六十年来几代藏、汉考古人的辛勤付出已换来硕果累累，而一批又一批年轻考古人的不断加入，将使西藏考古更上一层楼。如今年过七旬的李永宪仍活跃在西藏大学、西藏民族大学的课堂上，他以柔性引进教授身份，先后指导了四届藏族硕士研究生和本科生，毕业生中有的已考取区外211、985重点高校博士，他们将成为新一代高学历的西藏考古人才。

　　采访结束时，李永宪教授再次强调，“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不只是一个政治概念，更是中国多民族文化精神共性的凝聚历史。考古学研究的对象看似和现实相距甚远，但正是它所发掘出来的历史事实，一点一滴地形成了我们共同的高原记忆。”

　　李永宪教授总结道，从西藏考古六十年来的成果中不难发现，自高原人类出现到藏、汉文字记载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可以观察到来自高原北方黄河流域、高原东部滇西北、川西北高原以及长江上游等区域文化因素的存在和影响。中华大地历时千万年的“文化基因”在高原历史进程中的牵引作用，远远超过来自中亚、南亚等域外文明的影响，足以实证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形成过程中，西藏高原自古以来与中国其它地方的共有文化因素从来不曾缺失。(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