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片面信息的初步判断，在社交媒体特有的传播生态中被急剧放大，再加上匿名环境带来的责任分散、群体极化导致的观点极端化，共同形成了法不责众的舆论暴力。

　　◆平台在防治网络暴力方面作用最为直接和迅速，因此必须履行其法律责任与社会责任。

　　◆对于邓女士公益行为被误解的遭遇，现有法律体系已为保护善意提供了支撑。

　　对于吉林省吉林市的邓女士来说，一场铺天盖地的网暴让她始料未及——在一次寻常的登山活动中，邓女士因背包和滑雪服上悬挂着未摘的吊牌，被网友解读为“故意保留吊牌意图先用后退货”的“吊牌姐”，其社交平台账号私信、评论区几乎全是谩骂，“恶意退货”“白嫖”“活不起就别活了”……还有网友对其进行容貌攻击和“地域黑”。

　　事后，邓女士发视频澄清，其背包是2025年9月购入的，挂件系商家自带的普通牌子；滑雪服购于2023年，早过了退货期，且衣服上的吊牌是失联儿童寻亲卡，因为想为公益事业尽一份微薄之力，所以一直没摘。

　　事件的反转来得如此出人意料，不少网友纷纷通过私信向邓女士道歉，也有人表示，应该严惩网暴者。

　　此次事件中，那些打着“监督消费者恶行”旗号，毫无根据地攻击邓女士的网友是否涉嫌违法？如何界定质疑邓女士“恶意退货”是否构成网络暴力？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冯勖律师从法律角度作出专业解析。

　　冯勖指出，部分网友在无事实依据情况下，捏造邓女士“恶意退货”等虚假信息，或发表“吊牌战士”“活不起别活”等侮辱性言论，涉嫌侵犯邓女士名誉权。如有个别网友公开邓女士个人隐私信息，则可能进一步侵犯其隐私权。

　　“依据民法典，邓女士有权要求侵权人停止侵害、删除言论、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并可主张赔偿损失。同时，她也可要求网络平台对侵权内容采取删除、屏蔽等必要措施。”冯勖解释道。

　　针对网民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的问题，冯勖指出，言论自由须以合法为前提。“质疑”应基于事实进行询问，而“网暴”则表现为无事实依据的恶意揣测与人身攻击，二者在主观意图与言论真实性上有本质区别。

　　对于普通公众面临网络暴力时应如何应对，冯勖提出四点建议：第一，保持冷静，通过截图、录屏等方式完整保存证据，必要时进行公证；第二，及时向平台投诉，要求删除侵权内容并保留记录；第三，谨慎公开回应，优先通过官方渠道或委托律师发表声明；第四，如情节严重，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或向法院提起诉讼。

　　冯勖强调，网络空间非法外之地，公民行使言论自由权时应尊重他人合法权益。网络平台也须切实履行管理责任，共建清朗网络环境。受害人则应勇敢、理性地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权利的行使止于他人权利之界，任何超出事实依据的恶意揣测与人身攻击，都不再受法律保护。

　　为何一个普通的吊牌会引发如此大规模的非理性攻击？这反映了怎样的社会心态和群体心理？中国政法大学犯罪心理学博士、广州商学院法律心理学研究院副教授张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剖析了这场风波的生成逻辑。

　　在张蔚看来，这场风波的起点是“信息不完整”触发的认知捷径。“当公众仅凭‘不摘吊牌’这个孤立元素进行判断时，很容易启动‘有罪推定’的思维模式。”这种基于片面信息的初步判断，在社交媒体特有的传播生态中被急剧放大，再加上匿名环境带来的责任分散、群体极化导致的观点极端化，共同形成了法不责众的舆论暴力。

　　张蔚指出：“吊牌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符号异化——从一个普通物品变成了不道德行为的代表，网络空间由此完成了一场快速的‘道德审判’。”

　　更值得关注的是，由于“首因效应”的存在，这种负面标签一旦形成便难以彻底消除。“即使后续澄清事实，此次事件对邓女士造成的伤害也难以完全弥补。而算法对情绪化内容的偏好，更加速了碎片化虚假信息的传播，加剧了社会群体的对立。”张蔚分析，当网络攻击从对吊牌本身的质疑，转向对当事人容貌、地域等个人特征的攻击时，标志着网络暴力已进入更危险的阶段。

　　张蔚分析，这背后存在三重心理机制的叠加效应：匿名环境下的“去个性化”状态降低了个体的道德约束力；基于刻板印象的“内外群体偏差”催生了地域歧视等行为；而网络空间中负面信息的“情绪传播价值”，则让部分参与者沉浸在“正义幻觉”中，将攻击行为合理化为“替天行道”。

　　“这些心理机制共同作用，使得讨论从事实层面滑向人身攻击，零星的非理性言论汇聚成群体性伤害。”张蔚强调。

　　面对频发的“想象式攻击”，如何构建更健康的网络环境？张蔚提出了三维治理思路。在法律层面，需要将《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切实落地，为网络行为划清红线；在平台责任方面，社交媒体应优化内容识别处置机制，完善举报反馈流程，特别要防范“算法暴力”造成的信息茧房和情绪煽动；而在公众素养层面，则需要培养网民的审慎求证意识和换位思考能力，从源头上减少非理性情绪的传播。

　　“吊牌姐”事件在短时间内迅速发酵，以致当事人邓女士遭遇了始料未及的网暴。那么，与之相关的网络平台是否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和管理义务？对此，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主任、文化法治研究中心主任郑宁教授指出，针对此类事件，网络平台有责任建立相应的预警与识别机制，并在治理过程中承担起法律责任与社会责任。

　　郑宁表示，网络平台建立网络暴力预警机制具有明确的法律依据，2024年，国家网信办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了《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其中第13条指出，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建立健全网络暴力信息预警模型，综合事件类别、针对主体、参与人数、信息内容、发布频次、环节场景、举报投诉等因素，及时发现预警网络暴力信息风险。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发现存在网络暴力信息风险的，应当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引导用户文明互动、理性表达，并对异常账号及时采取真实身份信息动态核验、弹窗提示、违规警示、限制流量等措施；发现相关信息内容浏览、搜索、评论、举报量显著增长等情形的，还应当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

　　郑宁认为，网络平台通过数据监测与“AI+人工”审核来识别网暴信号是可行的。她强调：“平台在防治网络暴力方面作用最为直接和迅速，因此必须履行其法律责任与社会责任”。

　　对于如何判断网友言论是否构成网络暴力，郑宁指出，平台应依据《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第32条，综合运用机器算法与人工审核，结合言论的集中程度、内容攻击性及危害结果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

　　郑宁进一步阐述了规范的处理流程：平台应在显著位置设置便捷的投诉举报入口，并在受理后及时响应。在研判处置阶段，需对信息进行分类处理，一旦认定为网暴信息，应立即删除、屏蔽或断链，并对违规账号采取相应处置措施。同时，平台应主动为用户设置防护功能，并在高风险情形下启动保护救助机制，必要时向有关部门报告。处理完毕后，需向举报人反馈结果并做好记录归档。

　　郑宁告诉记者，在实操过程中，平台在治理网络暴力时仍面临诸多挑战，包括暴力信息因使用谐音、变体而难以界定，审核系统建设成本高昂，跨平台协同治理困难，以及恶意举报缺乏惩戒等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郑宁提出应推动“多元共治”：一方面，平台应与公安、网信部门建立联动机制，并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为受害者提供支持；另一方面，需加强公众的媒介素养教育。在技术上，应开发更精准的语义分析与行为识别模型。在规则上，可由行业协会牵头制定清晰的判定指南并建立“黑名单”制度，实现“一处违规，处处受限”。